古语云：惟廉而后能平，平则公矣。不廉必有所私，私则法度，民无所措手足矣。廉明是治国理政的基础，国家安定的保障。华夏五千年风雨激荡的历史进程中，百年王朝覆灭于统治者的贪奢享乐的例子数不胜数。回望今朝，我们更要以史为鉴，秉行廉洁。

为宣传廉洁理念，弘扬清廉精神，特推出人物廉洁故事推文，向大家介绍来自不同时期却共同拥有着濯涟不妖、出泥不染品质的人物故事。

水不流则腐，官不廉则败。今天继续带来三位古代清廉人物的事迹。

管仲——国有四维礼义廉耻

管仲(约公元前723年-公元前645年)，姬姓，管氏，名夷吾，字仲，谥敬颍上（今安徽省颍上县）人。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、哲学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，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，周穆王的后代。后世尊称为“管子”，誉为“法家先驱”“圣人之师”“华夏文明保护者”“华夏第一相”。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:“德义未明于朝者，则不可加于尊位；功力未见于国者，则不可授以重禄；临事不信于民者，则不可使任大官。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，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，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,而不是虚假的、表面的政绩。

管仲在政治方面也有独到性的开创意义，管仲注重经济和农业，反对空谈主义，开创职业技能教育。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，他说：“国多财则远者来，地辟举则民留处，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

《管子 ·牧民》中写到“国有四维，礼义廉耻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”管仲提出，“守国之度,在饰四维”如果不能厉行礼、义、廉、耻这治国的四大纲纪,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。管仲创造性地把“廉”作为治国基本纲领之一,主张以“廉”理政。他认为“礼”只是对人的行为的外在约束，而“廉耻”意识却能够使人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。管仲将廉洁作为维系国家存续的道德基石。可见，廉洁作为一种道德品质，不仅是在日常生活中对每个人的基本要求,同时更是为官从政者必备的重要素质。

山涛——悬丝尚书

山涛（205年—283年），字巨源。河内郡怀县（今河南武陟西）人。西晋时期名士、政治家，“竹林七贤”之一。山涛既是大文学家，又是著名清官。

山涛为官三十余年，宠辱不惊，始终以清廉简约安身立命，从不收受他人的礼物。他担任吏部尚书时，前来请托送礼的人络绎不绝，但无一不被他当面拒绝，灰溜溜地离去。县令袁毅心生一计，趁山涛不在，偷偷地给山涛家送去百余斤真丝。山涛回家得知后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命令家人将这些真丝悬挂于梁上而不用。

后来，袁毅劣迹败露，朝廷得知他曾送真丝给山涛，派人到山涛府上查询，只见那百斤真丝仍悬挂在梁上，虽已为虫蛀食，但尘埃封印如故，众人不禁钦佩山涛为官清廉，因而送了他一个雅号——“悬丝尚书”。

于 谦——两袖清风不为动

于谦，字廷益，号节庵浙江杭州府钱塘县（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）人。中榜进士后以御史职随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之乱，因严词斥责朱高煦而受宣宗赏识。宣德五年，宣宗亲自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，巡抚河南、山西。于谦到任后，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，访问父老，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，并立即上书。常常是一年上书号几次，稍有水旱灾害，便马上上报。此外，于谦还命令加厚建筑堤坝，在每个乡里设亭，亭设亭长，责令其督率修缮堤坝。又教导百姓种树挖井，使得当地榆柳夹路，行人不再受行路之苦。

正统年初，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主持内阁朝政，都很重视于谦。然而，到了“三杨”去世，太监王振开始掌权，作威作福，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。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。每逢朝会期间，进见王振者，必须献纳白银百两。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，从不带任何礼品。有人劝他说：“您不肯送金银财宝，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？”于谦潇洒一笑，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，说：“只有清风。”还特意写诗《入京》以明志：“绢帕蘑菇及线香，本资民用反为殃。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得闾阎话短长。”诗里行间的蘑菇、绢帕和线香是供人们使用的，如果都被当官的拿去讨好了上司，就会给人民生活所需带来困难，让老百姓指戳脊背。从此，“两袖清风朝天去”挂上了他的门楣，以示其不为利禄所动的心境。而在后世，人们也常常借用“两袖清风”以称赞廉洁之人。

廉洁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，“至清廉平。路遗不受，请谒不听，据法听讼，无有所阿。”宋代黄庭坚在《书幽芳亭记》中写道：“生于深山薄丛之中，不为无人而不芳；雪霜凌厉而见杀，来岁不改其性也。”作为新时代的教师，我们不仅仅要展望未来，更要懂得承载历史所流传下来的这一份廉洁之风，借文人的风骨以锤炼，于世事之俗气中清身，筑社会与时代的美好。希望在千风拂尽后，我们仍能休憩于自己的一方扁舟上，不曾有过彷徨，不曾有过动摇。纵使万水千山皆游过，吾辈吾心亦如初。